男女平等的大讨论并没有因为傅山的失踪和出现而停止，事实上，这件事已经和傅山是否存在没什么关系了，好多人加入争论，并不是为了维护礼教或者争取妇女解放，而是为了出名。
就像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，朝中大臣与皇帝就册立太子一事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争论，皇帝想立幼子朱常洵，大臣们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其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，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继续加入争论，显示出明代读书人极强的战斗力。
皇帝身心交瘁、整个帝国鸡飞狗跳，经过马拉松式的争论，最终以大臣的完胜告终，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。类似的大型口水战还有嘉靖朝的大议礼——讨论嘉靖帝到底该认不认亲爹的问题。
那么这些大臣不顾官位、不图钱财、甚至不惜生命地争论的这些问题，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无聊透顶，他们究竟图的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，现代人在互联网上，会经常遇到一些人，这些人以抬杠、愤世嫉俗为主要症状，他们站在自以为的道德制高点上在网上无所不喷，我们亲切地称之为杠精、愤青或键盘侠。
古代没有互联网，但读书人也有喷人的生理需求，是的，喷人产生的快感绝对是一种生理需求。而且除了满足自身生理需求之外，键盘侠们喷人还会有附加效果——出名。
现代人出名可以产生经济收益，古代人出名可以青史留名。能在史书上留一笔对古代读书人来说绝对是巨大的诱惑。
那么喷谁可以迅速出名呢？当然是大人物，皇帝、首辅、地方官、意见领袖、古代先贤，为了出名，被皇帝杀了也在所不惜，被皇帝杀了可以博得一个直言敢谏、不畏皇权的美名，更何况，因为喷皇帝而被杀的几率并不大，皇帝也不想留下擅杀大臣、拒不纳谏的恶名。实在找不到可喷对象，喷普通人也是可以的，比如傅山、汪可受等人。况且，攻击汪可受就是批判他的老师——名人李贽。
周羽通过这件事，真正领教了明代键盘侠的行事风格，那就是极富攻击性，顽固、迂腐、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保守派对改革派进行了饱和式舆论攻击，主要做法，一是撰写文章，动员所有本派人员持续发文，由于把文章贴到告示栏里怕被人撕掉，又怕受众太少，他们创造性地把每日文章集合起来，大量印刷，当街分发；派人在酒肆、茶馆向顾客宣讲文章；在华夏书院设立讲坛，阐述己方观点，还不时与改革派支持者进行辩论，热闹非凡。
改革派的声势相对来说就弱了很多，一来他们人数较少，不是支持他们的人数少，而是写文章的人少，大部分改革派支持者是华夏书院师生，还有周家集元老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有理工科生的埋头钻研的、不喜争论的习惯。
为了应对保守派的攻击，在汪可受的带领下，他们也将自己的文章印刷出来，当街分发，但与保守派不同的是，改革派将每期印刷出来的文章分别给周羽、宋应星、徐蕴奇、周羽、周明海等人，每三天一期，印刷非常规律。
改革派刊物充分体现了华夏书院师生的创新精神，版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，刊首“华夏报”三个楷体大字，出自傅山的手笔，题字写得粗壮丰厚，沉着刚健，表现出改革派了生气郁勃的倔强风姿。
这副字是汪可受找傅山写的，他知道傅山在书法上造诣颇深，因此找了傅山三次，前两次都不巧，傅山忙着在医学实验室解剖尸体，门口荷枪实弹站着警卫战士，汪可受无法进入。
最后一次，他起了个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堵在实验室门前，等着傅山前来。令他吃惊的是，傅山并没有从外面进来，早上四点半，实验室大门开了，傅山带着五名助手从里面出来了，几人都带着一脸的疲惫，原来傅山刚刚加了一宿的班。
“青主，辛苦了，有件事还得麻烦你，求你的墨宝一用。”汪可受将手里的华夏报样稿递给傅山。
傅山没说话，打开报纸立即就明白了，毕竟这件事是因他而起，于是二话没说，让助手准备好文房四宝，提笔一会而就，“华夏报”三个大字跃然纸上。
华夏报的创新并不仅仅体现在起了个名字上。报纸的主要版面当然是应对保守派攻击的评论文章，创新的是报纸还有相当于现代报纸副刊的版面，刊登了《三国演义》、冯梦龙的白话小说《喻世明言》连载。这是华夏书院学生们创新，他们觉得报纸刊总是发些之乎者也的文章，普通百姓是不会看的，看不懂也不感兴趣，连载白话小说是扩大受众的有效手段。
由于人们对小说的追捧，华夏报的发行量迅速扩大，由原来的几十份，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扩大到上千份，而且还供不应求，甚至有大同府的商人联系到汪可受，是否可以在大同府城代销他们的报纸。
而这么大的发行量，编辑们自费是印不起的，销售报纸是当时的人们从没接触过的新鲜事物，为了维持刊物不倒闭，汪可受答应了商人的代销要求，而在周家集发行的报纸还是免费的。此时的华夏报勉强能够维持收支平衡。编辑和作者都是兼职，作者能够拿到一些微薄的润笔费用。
事情的转机来自一件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。某日的下午四点，汪可受给学生上完课，正在办公室阅读稿件。这时几声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，他头也没抬，喊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进来一个中年男人。此人身穿青绸直裰，头戴土黄色六合巾，帽子上装饰了一块核桃大小的白玉圆形帽正，那大大的帽正看起来价值不菲，但配着他的胖胖的圆脸，矮小但肥硕的身材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滑稽。
来人满脸堆笑，恭敬地向汪可受施了一礼，道：“汪先生，打扰了。在下是福满楼酒楼的掌柜，郭忠，今天来是有一件事请您帮忙。”
汪可受也很奇怪，他不认识这个郭掌柜，也从未在福满楼吃过饭，不知道此人找他什么事。于是站起来回礼道：“郭掌柜找汪某人有何贵干？”
郭忠的脸上依旧挂着油腻的微笑，天气很热，他的额头密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圆圆的脸颊微微发红，那笑容仿佛要把脸上的肥肉挤出油来，“汪先生，能否在您的报纸上挤出一块宝贵的地方，给我的酒楼发个——发个——叫什么来着，哦，用周总兵的话说，发个广告。费用的问题，好说，您开个价，我都接受，绝不还价。”
说完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汪可受，等着汪可受的回复。
汪可受很吃惊，他从没听说过什么广告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于是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示意郭忠坐下，问道：“在下不明白郭掌柜的意思，你是要在报纸上发什么信息？”
郭忠小心地用半个屁股坐在汪可受前面的椅子上，双腿并拢，两手老老实实地放在膝盖上，身体前倾，恭敬地说：“哦，就是我们酒楼的宣传信息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吃饭。我们酒楼后天开业，能否在明天的报纸上，刊登一个广告？”
中国社会历来讲究身份等级，商人再有钱，也永远是二等公民，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末，没有什么政治地位。郭忠作为一个商人，也算是比较成功的，否则也不会嗅到报纸上登广告的商机，但他在读书人汪可受面前还是无法挺直腰杆说话的，他很紧张，生怕哪句话说错，被汪可受赶出来，自己登广告的计划就要泡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