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六年正月初六，整个村庄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之中，但对于我们来说却经历了最悲伤的一天。这一天，太阳虽然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但并不算冷。年前那场大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，只是大街上和村外的道路上有一些泥泞。我们站在村口无所事事，忽然看到了不远处来了一顶花轿，后边还有几个迎亲的人，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好日子，结婚很常见，从我们村东边那个小桥上经过的花轿更是不计其数，有时候一天能经过三四顶。每当有花轿从村口经过，都会有很多小孩、妇女还有一些小姑娘去扒开轿门看一看新娘的模样，有时候还要给新娘要一支绣花针，新娘为了防止闹洞房时被扎伤，一般在路上只要有人要就会给。这顶花轿经过我们村口，那些妇女们自然不会放过，她们走在前面，我们跟在后边。
花轿终于过来了，轿夫可不是鞋匠张，那这些老娘们更是放肆了，一个个冲上前去，轿夫们不敢放下轿子，但被旁边的妇女们压得快抬不起来了，第一个看到新娘子的妇女说了声“新媳妇太齐整了、太齐整了，都没见过这么齐整的新媳妇”，齐整就是漂亮的意思，这是土话。一听到这话，其他妇女和我们这些小孩更是使劲向前挤，都希望看一眼新娘。我们这些小孩第一个冲上去的就是樊小义，突然樊小义声音有些沙哑，喊道“白老师”，我们都愣了，花轿里坐着的竟然是白老师。新娘子竟然是白老师。樊小义这么一喊，那些老娘们也都愣了，往后退了几步，这些老娘们虽然并不识字的，但是她们知道老师有威严的，是应该被尊重的，况且她们也知道白老师是村支书的女儿，只是没有见过而已，老娘们主动给花轿让了路。这个时候，迎亲的人员也跟了上来，而我们这几个人，依然冲了上去，他们并没有拦着我们。我们看到了花轿里的白老师，打开轿门一股熟悉的玫瑰香扑面而来，她穿着红色的棉袄，用红色的带有大大“囍”字被子盖着腿，端坐在轿子里，头上戴着凤冠，脸上抹了少许胭脂，嘴唇红得诱人。我们喊道：“白老师、白老师、白老师，”喊着喊着，眼睛竟然有点湿润了。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这一路她都不能说话，她朝我们笑了笑，露出熟悉的酒窝，摆了摆手，示意让我们回去。就像在课堂上一样，我们很听话，没有跟过去。樊小义一不小心被路上的泥泞滑到了，不过这次他真的哭了。
惆怅、遗憾、嫉妒、失望、悲伤，这种五味杂陈的味道整整折磨了我们好几天。后来才知道，新郎是我们学校五年级的数学老师，那位老师个子不算高，确实是我们这一片出了名的帅哥。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人又帅，平日里介绍说媒的排成队，所以白老师嫁给他，也算是一个幸福的归宿。这样说，我们的心里可能更好受一些！
正月十六开了学，又得知白老师夫妻双双辞职，我们刚恢复平静的心里又泛起了躁动的涟漪，连续几天上课都觉得没有心情，似乎失去了什么，但究竟失去了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心里就是空落落的，无论是下课还是放学仍然会时不时地朝着一年级的班级瞅一瞅。什么都没有发现！再后来听说他们一同去了省会做生意，多年之后，通讯发达了依然能听到她的消息，但从没谋面，也没想谋面。对于我们这些小屁孩来说，它只是曾经的小美好。
同一年秋，我们上了四年级。语文老师姓纪，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道：“我姓纪，纪是纪晓岚的，大家可以叫我纪老师”，故意把“纪晓岚”三个字说得很重。其实不光他姓纪，他们村的男人都姓纪，在我们行政村，除了我们这个自然村姓氏多一些，其他几个村的姓很单一。在四年级之前，就了解纪老师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都是一个行政村的，即使我们不是一个自然村，但我们班也有他们村的同学吧。纪老师也是一脸严肃，很吓人的样子，老是板着脸，这一点跟白毛相似。纪老师给人的印象是总提着那个黑色破公文包，走到教室将破包往讲桌上一扔，开始提问，提问结束后才将这个破包打开，取出课本和教材，然后讲课，在黑板上写字，写完之后，叫我们读，读完之后，拿黑板擦擦掉，然后潇洒地将黑板擦甩在桌子上，大多数时候都甩的不准，黑板擦落在那个破包上，破包上的白色粉尘就像下了雪一样。放学的时候，将书和教材放在破包里，拉上拉链，提起来，此时才拍打几下那个破包，粉尘一片飞扬，第一排的同学呛得直咳嗽，而后，纪老师一瘸一瘸地离开了。没错，纪老师的腿也是有问题，但具体原因，没有人敢问，他也没有主动告诉过任何人。
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，纪老师格外关照杨军华。每节课纪老师都要向同学们提问题，但杨军华被提问题的概率就很高，通常情况下，每节课都能轮到他。况且，有些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同学们答不上来就会被罚站，但是杨军华从来没有被罚站过。大多数时候，纪老师板着脸，但唯有对杨军华笑过。还有一些作业，纪老师也会时不时地夸奖杨军华几句，杨军华也能感觉到纪老师偏向他，学习也很努力，成绩比之前好多了，只是数学还是那个老样子，这也是他一直没有得到奖状的原因。
四年级的语文课与之前最大的变化是需要写作文，如果让我们这些同学聊天、吹牛，大概能说上一天，但是如果要四百字的作文，那简直要了他们的命。为提升写作水平，纪老师要求我们写日记，这也是难为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日记是要保密的，纪老师每天要抽查一次，每周还要全面检查，写得好的和不好的都要被拿出来当众朗读。实话实说，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上学就是吃饭、睡觉，连上厕所都很规律，心情也没有什么大的落差，每天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发生，除了日期和天气情况好写一点，其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写的。在纪老师的“胁迫”之下，我们硬生生地将日记这种纪实文学写成了“神话”和“传说”。有的同学写到“今天我去了公园”，但实际上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公园；有的同学写到“今天我帮警察叔叔抓到了一个小偷”，但实际上他也没有这个力气和勇气；有的同学写到“今天我们学校组织夏令营活动”，但实际上“夏令营”这个词是在书本上看到的；还有的同学写到“今天我们去参观工厂”，但实际上我们这里只有农田，没有工厂；还有的同学写到“今天生病了，去了医院”，我们这里连个诊所都没有，哪还有什么医院！纪老师对这些瞎编乱造的日记也没有提出批评，说“只要写了就是好现象”。
除了写日记，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每周的作文课，纪老师出题目，我们必须在一节课的时间写完，写不完就不准放学。纪老师常出的题目就是“我的”和“一件小事”，这两个题目基本上每月都会出，考试的时候必出其中之一。“一件小事”这样的题目倒可以理解，即使身边不发生什么事，也可以编造一件，只要是能发挥想象力总是能完成的。可是“我的”就很难写了，一年下来，我们把爸爸、妈妈、奶奶、爷爷、姥姥、姥爷、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都写了个遍；家族里的人都写完了，就开始写同学、伙伴、老师；人写完了，就写动物，比如我的小猫、小狗、小鸡、小鸭，甚至是我的小猪；这些也写完了就琢磨写祖国、家乡、梦想等等。这些作文也很假，比如有一次考试，樊小义写了一篇“我的家乡”，竟然被纪老师当做范文阅读，这篇作文开头写到“我的家乡被青山绿水环绕，景色优美”，结尾处还不忘抒情一把，写到“啊，我爱家乡的山，我爱家乡的河，我爱我的家乡”，如果单从语句上分析，这篇文章写得简直无可挑剔，但是我们家乡哪有山？有一条小河现在也时常断水。